副标题　　
　　正规药厂涉足其中
　　
　　杭州市破获的特大假药案件中，主犯丁某系医学博士，同案犯另两人均为医药公司人员
　　
　　近年来警方查办的假药案件中，一些具有医药、化工等技术背景或药企从业经历的专业人士染指其中，成为新的特点。
　　
　　2010年6月，杭州市宣布破获新中国成立以来杭州最大的生产、经营假药案件，涉案金额3000万元。根据媒体报道，主犯丁某原任杭州某生物医药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他从上海购买了假药原料，组织人在地下窝点加工仿制了多家国外知名药厂的抗癌药品，在互联网上销售，称是印度、秘鲁等国生产的药品。
　　
　　丁某系美籍医学博士，同案胡某系一家医药科技公司员工，高某系世界著名医药公司美国礼来公司的员工。
　　
　　此外，也有正规药厂、化工厂、医药公司从事假药犯罪活动。警方发现河北、湖北等地多家药厂直接从事制售假药犯罪活动。而在上海一起制售假药案中，一家药企为主犯汪某研制配方，6家化工厂为其生产药粉。
　　
　　警方介绍，假药生产流程被分解为若干环节，从包材印制到原材料生产再到压片成型、组合包装、物流运输环节，各地不法分子独立运作，按需勾结，共同组成完整的生产链条和庞大的违法产业，使得介入“药品行业”变得十分简单。
　　
　　辽宁一起制售假药案中，犯罪嫌疑人供述，“卖这个（假药）和卖一般东西没区别，只要注意避开检查就行。”
　　
　　“我在去年10月左右找了3个老乡帮忙，但是一两个月之后，他们就知道怎么干，另立门户了；后来他们找的老乡也出去单干，现在在这里当‘老板’的老乡，可能有几十个了。”浙江一起假药案的主犯张某曾自述，假药领域门槛低。
　　
　　交易会成假药串联
　　
　　药品交易会，甚至被戏称“假药交易会”，假药制售者从中串联生意
　　
　　在药品生产、销售和流通领域，监管问题一直被诟病。
　　
　　在药品生产上，一些药厂承接假药“来料加工”，一些非法窝点、“地下药厂”几乎完全脱离控制。多名犯罪嫌疑人向警方反映，“干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人管过我们”，甚至“买药的人要求退货，政府还帮我们调解过，也没处罚”。
　　
　　在药品销售上，一些医药公司竞标成功后，医药采购人员收受贿赂、“回扣”后采购假药，甚至医药公司自身购买假药。
　　
　　在展会管理上，许多药品交易会、保健品交易会疏于监管，不法分子混迹其中散发名片传单，串联假药生意。辽宁、河南等地侦破的多起案件中，不法分子均在药品交易会上结识。
　　
　　药品交易会，甚至被戏称为“假药交易会”,假药从中唱了邪戏。
　　
　　今年9月底，上海市民张某因制售假冒“伟哥”获刑，他讲述，正是一次性保健品交易会上，他偶然得到一本产品说明书，详细描述了生产工艺及制作流程，带他走上了假冒“伟哥”之路。
　　
　　此外，相关法律还存在空白、模糊地带。对于化工厂生产药品原材料，许多保健品含有药物成分，甚至标称疗效，应如何管理和处罚，地方药监部门和公安机关均反映缺乏法律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奋飞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目前假药发现难、查处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刑法修正案(八)解决了制售假药入刑门槛过高的问题，但对于假药犯罪致死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未作出相应司法解释。
　　
　　另外，使用假药延误病情导致身体严重危害甚至死亡，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因果关系难以直接对应。李奋飞认为可适当修改刑法相关适用条件，在什么是假药和劣药的区分及治罪上给出明确解释。
　　
　　有关法律专家指出，刑法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起刑点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危害相比显属畸轻，加之实践中，又多适用轻刑、缓刑甚至仅适用罚金，难以起到惩戒震慑作用。
　　
　　也因此，据办案民警转述，制售假药行内甚至盛传，“有贩毒的利润，无贩毒的风险。”
　　
　　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认为，假药屡打不绝，与行业门槛低、技术要求低、资本要求低等多因素密不可分，结合网络、游商、小广告等新特点，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在监管上，应创新打击方式，摧毁假药完整链条，增加犯罪成本和“入行”难度。
　　
　　此外，曲新久建议，政府监管可提高信息共享力度，药品企业则可从生产技术上加大防伪力度，例如针对包材回收严重的药品，将包装改为一次性，加大假药生产环节和成本。
　　
　　我告诉他们（加工厂）别吃死人，要加点能治病的东西，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