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9年出版的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中华妇产科学》分析了紧急避孕药导致宫外孕的机理：“低剂量的孕激素并没有抑制排卵，但输卵管蠕动发生障碍，因此输卵管妊娠(即宫外孕)明显增加。”

　　不可能的维权

　　一年前，沈欢结婚了，第一次想要一个孩子。

　　然而，切除了一侧输卵管的沈欢，在后来的孕检中发现仅剩的一侧输卵管又有些粘连，要想怀孕，除非做试管婴儿。风雨突变的是，因为老公突发脑溢血，沈欢没有精力再投入漫长的“试管”过程。“那就不做妈妈了吧，”沈欢作出了艰难的决定。

　　比沈欢稍幸运的是，小朵当时采用的是保守疗法，因此没有在这次意外中失去生育功能。但是两年多过去了，她仍然不敢要孩子，甚至想都不敢想。“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还想玩，不去想生小孩的事，事实上是这个莫名的阴影始终在那里。”小朵说。

　　曾患宫外孕的人下次发生宫外孕的几率仍然很大，这个威胁是现实的，更何况心理上的障碍也难以克服。没有小孩的痛苦是清晰的，然而，谁能为这一切负责，在她们看来则异常模糊。

　　沈欢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她在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紧急避孕药宫外孕”，蹦出来33万多条信息，而在某网站的贴吧里，有一个横跨三年的网帖，从2007年4月至今，有数百人在上面投诉。

　　沈欢曾经有一次按照厂家网站上公布的电话打过去询问，对方的健康顾问一句“任何避孕措施都有失败的可能”就解释了全部。

　　2009年4月，上海市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女律师黄蕊，打算征集所谓的“毓婷”受害者，拟开展集体索赔行动，“因为我也是女性”。

　　沈欢看到这一征集，联系了黄蕊。她也想过走法律诉讼之路，但是这条路同样难走。黄蕊说，先后有10余名受害者和她联系过，但是由于从法律的角度看，要开展索赔是非常困难。事实上，大多数有此经历的人都是在做完手术之后，偶然上网或者从别的渠道才听说这二者间的关联，因此事先根本不可能保留一些相关证据。

　　紧急避孕药并不是处方药，在任何药房都可以随便购买到，购买小票大多数人都是随手扔掉，从律师的眼光看来，索赔的第一步就不顺利。“怎么去证明服用了这种药呢?”黄说。

　　即使有强有力的证明你服用过这种药，要把宫外孕归因于单纯的某一种都非常不容易。原来，宫外孕成因复杂，一些妇科炎症，如阴道炎、宫颈炎都可能感染到输卵管，造成输卵管炎症。此外，反复做过人流、做过阑尾手术、盆腔炎患者等都会使宫外孕的风险增加。

　　程序上的艰难已经吓到了大多数人，更何况这还涉及到女性非常隐私的生活内容。黄蕊进一步分析说：“比如，进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根据需要，可能要求描述你的性史，或者没有妇科炎症、没有流产史等多方面的证明。”沈欢当时还没有结婚，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

　　半年以后，这次索赔活动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大多数有类似经历的女性，除了能在网络上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谴责一下，几乎没有更多的渠道。

　　在一些服用紧急避孕药后发生宫外孕的QQ群中，她们热聊的都是治疗的话题，而对于一些索赔的话题都不太感兴趣，“律师都说没办法了，新闻报道有啥用?”

　　与沈欢知道真相后，积极寻找渠道反映不同，小朵在治疗结束后，马上把手上所有的病例本都扔掉了，也根本没有一丝半点的购买证据。“就像要把这段噩梦擦去。”她说。

　　“连接受你采访我老公都很反对，觉得这是件不太见光的事情。还可能去做什么索赔吗?”其实从头到尾，小朵没有做错什么，不知为何，却成为了一段难以启齿的不堪往事。

　　正是这样种种原因，在这个倍受伤害的群体里，没有维权斗士，甚至很难见到一个完整、清晰的人，只留下一个个化名、网名，隐匿在网络的33万条信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