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瑞滋奶粉事件引爆了人们对“洋奶粉”的另一种关注，据悉，“洋奶粉”暴利已经成了行业潜规则。

　　1月9日，在联想投资入股新西兰乳企纽瑞滋的发布会上，纽瑞滋的创始人刘宁承认，纽瑞滋由中国企业家创立，奶粉使用新西兰原奶，并在当地制造后只销给中国。

　　这样的表态将持续已久的关于“假洋品牌”奶粉的争议再度推上前台。

　　“是否是真正的国外品牌的奶粉，这并不重要。”1月10日，刘宁告诉本报记者，“重要的是奶粉的原料是不是国外产的，奶粉的品质是否信得过。”

　　然而，本报记者却在市场上比较发现，同样重量的奶粉，纯国外进口的“贴牌”奶粉价格，相较从国外进口奶源，在国内进行加工的“洋奶粉”，其价格要相差了近50%，相较国产奶粉，其价格则更是高得“离谱”。

　　“事实上，这些‘贴牌奶粉’利用国人的‘从洋媚外’心理，使用了超高定价、利润最大化的营销策略。”广州乳业协会理事王丁棉告诉本报记者，一些“贴牌”奶粉进入中国的成本价每罐只有80-100元，但其终端售价却超过了300元乃至400元。

　　纽瑞滋们的暴利

　　1月9日，联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家庆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联想投资已经入股中资乳企纽瑞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官方资料显示，纽瑞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由中国企业家创立，成立于开曼;目前拥有新西兰纽瑞滋与上海纽瑞滋乳品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在中国、新西兰两地注册公司。新西兰纽瑞滋主要负责在新西兰本地的资源收购、搜寻和品控方面的业务;上海的纽瑞滋乳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纽瑞滋系列产品的分销和国内销售网络的建设和售后服务。

　　“我们企业虽然由中国人创建，但我们产品从头到尾，都是在海外生产。”1月10日，刘宁告诉本报记者，“我们相信，消费者更加看重的是我们产品的质量。”

　　而在奶粉圈子中，刘宁的这一宣言却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这是这几年的一种‘潜规则’，许多企业和个人已经尝到了甜头，其模式就是在国外注册公司，再找一个加工厂进行加工，最后以纯洋品牌的身份回到国内。” 一国际知名奶粉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本报就曾在2011年6月报道了一款正在中国销售的、标榜为新西兰顶级品牌的奶粉“纽之健”疑似“假洋品牌”。

　　“现在这些贴牌生产的‘假洋奶粉’的价格，已经到了一个几乎离谱的程度。”王丁棉向记者直言。

　　以多美滋金装金盾优抗力3段1.6千克奶粉为例，其市场销售价格为232元/罐。根据产品介绍，该奶粉所使用的奶源皆为海外进口，而后在国内的工厂进行加工以及包装。而同样档次的新西兰纽瑞滋奶粉3段1千克，尽管其号称使用国外的奶源，并在国外加工生产，却以258元/罐的价格进行销售。

　　几乎是同样的原料，仅仅是因为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加工，其销售价格却相差了近50%。

　　王丁棉告诉记者，国外原装进口的洋奶粉和在国内加工洋奶源的成本差异，主要是体现在用工成本、关税和运输成本三项。但这三项相加，也不会超过50%。

　　一个数据或能说明一切问题。以同样号称在国外生产的合生元奶粉为例，根据其年报中披露的信息，该公司奶粉业务的毛利润接近70%。这个数据，几乎超过了绝大部分白酒制造公司的毛利润。

　　对于上述毛利润数据，本报记者也以其向刘宁咨询，刘宁并未直接回应该数据，仅仅表示，“在奶粉的销售过程中，存在诸多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利润空间。公司已经在尽力降低产品的价格，为消费者谋求福利”。

　　而前述知名洋奶粉品牌的负责人则告诉记者，“合生元的数据对于类似的‘贴牌制造’的洋奶粉，应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真假洋奶粉之战

　　事实上，层出不穷的洋奶粉的出现，正悄然改变婴儿配方奶粉市场的布局。

　　“我们今年的销售依然很好，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日前，一洋奶粉巨头的负责人如此向记者透露自己“幸福的烦恼”。而本报记者向另几家洋奶粉公司咨询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答案。

　　“传统洋奶粉制造商的销售增速正在放缓。”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分析师宋亮告诉本报记者，“‘贴牌洋奶粉’以及‘代购’正在吞噬市场份额。”

　　据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仅仅在淘宝网上，各式号称“洋”的奶粉的品牌就超过了20种，产地大都位于欧洲以及澳洲两地。这还不包括诸多专业婴儿产品网站以及庞大的线下销售点的统计。

　　王丁棉告诉记者，“中国的婴幼儿市场比较恒定，每年固定有1500万-2000万的新生儿数量，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必然会造成一些公司市场份额的下降。”

　　宋亮认为，国内奶粉行业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趋势，即“借道海外产品，回归国内市场”。最终，“新竞争对手的进入使得市场更具竞争性，在一定程度上能遏制这些外资品牌频繁涨价，让市场达到一个平衡”。

　　不过，王丁棉也对这一现象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整个民族的下一代，全部押宝在洋奶粉上，这是错误的。“事实上，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国产奶粉，尽管国内乳制品行业出现了一些事故，但只是发生在一些少数公司身上，公众需要多一些宽容。”